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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，清光绪举人，和其师康有为一起，倡导变法维新，是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、学者，其著述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历史、语言、宗教及文化艺术、文字音韵等，编为《饮冰室文集》。而作为父亲的梁启超，在家庭教育中注重全方位精心教子，引导9个子女“莫问收获，但问耕耘”，使他们人人学有所长，个个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，其中有三位是中科院院士，也有社会活动家、爱国军官和新四军老战士，真可谓是梁氏一家“满门俊秀”！

在20世纪20年代风云变幻的中国，梁启超始终注意把握孩子们的前途，以自己超人的智慧、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远见，对孩子们进行言教和身教。他精心培养每一个心爱的孩子，不仅努力培养他们成为有学问的人，还要他们成为有高尚品德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“人活精神”，作为一个爱国思想家，梁启超着力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
 孩子们小时，他常常让孩子们围坐在小圆桌旁，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，一边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。他通过面对面的谈话和书信，传递对孩子们的情谊，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、人生哲学，讲解治学的态度，做学问的方法，也向他们倾诉生活中的苦乐悲欢，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。他告诫儿女：“生当乱世，要吃得苦，才能站得住（其实何止乱世为然），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，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。至于快乐与否，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。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，才真是会打算盘哩。”他严以律己：“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，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。”

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梁启超在教子中，特别强调趣味教育。他在《学问之趣味》一文中说：“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，生活才有价值。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，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，要来何用？”他十分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自愿，用心细致地掌握每一个孩子的特点，因材施教，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并鼓励孩子“趣味转过新方面，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，如朝旭升天，如新荷出水……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，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”。

1927年8月，他的次女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已学习一年，该选学具体的专业了。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，希望她学这门专业。出于对父亲意见的尊重，思庄选择了生物学。但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，无法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，她十分苦恼，并向大哥思成叙说了此事。梁启超知道后，心中大悔，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，赶紧写信给思庄。在父亲的鼓励下，思庄改学图书馆学，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。

 梁启超不仅注重用自身的言教和身教教育孩子，还注重聘请家庭教师培养孩子。1924年以后，梁启超的四子思达、三女思懿、四女思宁渐渐长大，而他们的哥哥姐姐思顺思成思永思庄思忠则已先后出国留学，只有他们生活在父亲身边，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居所。

 为了充实子女们的国学、史学知识，从1927年下半年起，梁启超就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，在家中办起了补课学习组，课堂就设在饮冰室的书斋里，课程包括国学方面：从《论语》、《左传》开始，至《古文观止》，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，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，有的还要背诵。每周或半个月写一篇短文，作文用小楷毛笔抄正交卷。史学方面：从古代至清末，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。书法方面：每天临摹隶书碑帖拓片，写大楷二三张。每周有半天休假。经过一年多的学习，兄妹几人国学、史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。

  梁启超教导孩子们“莫问收获，但问耕耘”，其实是“天道酬勤”，埋头耕耘的人总是会有收获的，梁启超付出极大心血精心教子，换来的是9个子女个个成才的硕果。其中，长子梁思成成了中国著名建筑学家、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，次子梁思永成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、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，连最小的儿子梁思礼，也成了火箭专家、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，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……对生长在“满门俊秀”家庭的子女而言，其父亲梁启超，的确是“父爱如山”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