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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，广东新会人，中国近代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。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，倡导变法维新，并称“康梁”，是戊戌变法（百日维新）领袖之一、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。他倡导新文化运动，支持五四运动。曾倡导文体改良的“诗界革命”和“小说界革命”。著有《墨子学案》、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、《饮冰室文集》、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等。

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、思想家、学者和教育家，不仅自己功成名就，而且把自己的子女都培养成为国家之栋梁，创造了“一门三院士，个个皆才俊”的家教传奇，堪称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成功的父亲。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梁启超的家庭，看看他是如何教育子女的。

“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；少年自由，则国自由；少年进步，则国进步。”在20世纪危急存亡的年代，梁启超先生用一篇《少年中国说》讴歌了祖国未来的英姿及其光辉灿烂的前程，并对肩负重任的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，极大鼓舞了民族士气和爱国热情，梁启超先生认为，中国少年即代表着中国的未来，因此，对少年的教育也格外重要。

其实，早在19世纪末，梁启超就曾在《变法通义》中强调：“人生百年，立于幼学。”他阐述了儿童教育的重要性，并且提出了儿童教育的规划。

先进的家教理念

梁启超关注子女们的每个成长阶段的教育：从早期幼教，到学校教育，到子女出国留学，再到学成归国、就业择业。俗话说：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。梁启超尤为关注子女的早期教育，虽然他社会事务繁多、学术与写作压身，但是他总是会挤出时间对子女进行教育。

梁启超和子女的相处模式，以及教育子女的方法即便在今天看也是超前的。从1923年起到1929年去世，他始终坚持给在海外的5个子女写信，帮助他们确定学习方向，指导他们做学问，同时又充分尊重孩子们自己的意愿。

梁启超关注着儿女成长的每一阶段，从早期幼教，到学校教育，到他们出国留学，再到学成回国、谈婚论嫁、就业择业，子女人生的整个过程都不会游离梁启超的视线。在全程关注的同时他又注意对子女的智商、情商、意商、财商进行全面培养，在其引领下，子女们个个都得到了全面发展。

他在儿女们面前亦庄亦谐，亦师亦友，亦尊亦亲，扮演了亲情上的好父亲、心灵上的好朋友、学识上的好老师、人格上的好榜样等多重角色。

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

此外，梁启超很重视对子女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，并以自己崇高的道德情操为子女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为了培养子女们的意志和毅力，他从不溺爱子女， 鼓励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。他说：“生当乱世，要吃得苦，才能站得住，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，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，至于快乐与否，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。能在困苦中求得快活，才真是会打算盘哩！”

在他的教育影响下，孩子们个个都有一个艰苦奋斗的历史。梁思成从美国学成归国后，父亲梁启超就建议他不要前往生活舒适的清华园，而是去条件艰苦的东北大学任教。梁思成夫妇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，埋头于中国历史建设的教学、研究与田野考察，后来成为中国建筑学研究的翘楚；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，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；梁启超的四女梁思宁，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时，因日机轰炸而失学。她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投奔新四军，奔赴抗日前线；幼子梁思礼，1924年才出生。当他5岁时，梁启超就去世了。他17岁赴美求学，边打工边读书，苦读八年，终于获博士学位。回国后从事电子科学研究工作，是我国著名的火箭专家，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，并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。

科学的知识教育

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很注意引导孩子们追求知识的兴趣，培养他们好学深思的习惯。他很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志趣，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，并以平等商量的方法设想每个孩子的发展方向。

梁启超十分注重子女们的学业，常常提醒子女们“汝辈学业切宜勿荒”、“欲汝成学之心尤切”。他虽然鼓励子女顽强学习，但是并不在意他们的考试成绩，学习态度和治学精神，这是他最为看重的。

在治学方法上，梁启超要求每个儿女既要专精又要广博，他在对子女的谈话及通信中指出：“思成所学太专门了，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，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，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之某部门，稍多用点功夫。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，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。”他要求次女梁思庄“在专门学科之外，还要选一两种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，如音乐、文学、美术等”。梁启超不断鼓励孩子们战胜学业上的困难，继续前进，要效法古人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治学精神，同时也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。

正是由于梁启超的良好的家庭教育方法，使他在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方面大获成功。他的儿女们不负父亲的期盼，个个意志坚强，性格开朗，学有专长又多才多艺，为祖国的解放尤其是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。